【核心提示】英国《每日电讯报》网站（Telegraph）2019年5月6日刊发作家伊万·莫里森（Ewan Morrison）的文章，讲述自己一家三代是如何陷入邪教的。文章中他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指出，任何人都可能不知不觉中误入邪教团体，包括他自己。他认为解决方法是，密切关注那些我们所爱的人，看看他们是否有寻求极端解决方案的倾向。
作家伊万·莫里森（Ewan Morrison）痴迷于另类生活群体已有十多年了，通过研究自己的家庭，他不安地发现，自己竟然也曾是好几个邪教团体中的一员。图片来源：Telegraph
它被称为女性唯一的自助团体，一种为参与者增添快乐的方式，而这种快乐，是生活中迫切需要的。当地时间2019年5月7日，美国性爱邪教耐克赛姆（NXIVM）头目基思·拉尼尔（Keith Raniere）接受审判。该组织强迫70名妇女与拉尼尔发生性行为，成员们受到“敲诈、殴打，并被烙上烙印”。随着审判到来，有关邪教的真相令人不安，并再次被曝光。
人们对邪教的关注从未减弱。最近就有三部以邪教为主题的电影，包括昆汀·塔伦蒂诺（Quentin Tarantino）执导的《好莱坞往事》（Quentin Tarantino’s Once Upon A Time in Hollywood），该片讲述的是查尔斯·曼森的“曼森家族”邪教。英国还活跃着多达1000个邪教。十多年来，我一直对另类生活群体有着浓厚的兴趣，喜欢观看诸如《启蒙我们》（Enlighten Us）和《琼斯镇惨案：人民圣殿教的兴亡》之类的纪录片。
《好莱坞往事》电影海报。图片来源：Telegraph
随后我不安地发现，我自己也是几个邪教中的一员。考虑到我的家人在我面前树立的极端先例，这并不意外。
我的祖母杰西卡·克莱尔·阿德莱德·莫里森（Jessica Claire Adelaide Morrison）是苏格兰联合自由教会（United Free Church of Scotland）一名传教士的女儿。该教会是一个福音加尔文派基督教，宣扬天启之后只有少数蒙上帝精选之人得拯救。
20世纪30年代，杰西卡被一群苏格兰灵媒的魅力领导人所迷惑，当时她还是一位年轻的母亲。他们用语言交谈，使用占卜板，分享预言性的幻象。正如邪教经常做的那样，这位领导人说服杰西卡离开她已失去信仰的丈夫。
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在昆汀·塔伦蒂诺执导的《好莱坞往事》中出演。图片来源：安德鲁·库珀/索尼影业
她这样做了：赶走我的祖父杰克，切断与家人朋友的联系，用冷漠的忽视和虔诚的天启论抚养我的父亲和叔叔。我父亲在八岁时出现了创伤后应激综合症和慢性口吃，有一次，祖母和她的同道们围成一圈，口中念念有词，试图驱散父亲身上出现的问题。
后来，父亲因成长过程中缺乏安全感产生凌乱型依恋（disorganised attachment），患上了精神疾病。这种现象之所以发生在孩子身上，根源是孩子的护理者让他产生恐惧。因此，父亲逃避一切与他母亲有关的事情，搬到苏格兰最偏远的地方，重新开始生活。他公开谴责宗教，举办了一个民歌节，为苏格兰独立而战，反对他母亲僵化的虔诚，宣扬爱与和平。他相信自己正在康复，却没有意识到邪教的思想正在他体内潜伏。
1979年，一次事故之后，祖母搬来与我们同住，由我父亲照顾。在此之前，父亲一直小心地不让我们和她有什么来往。我当时11岁，直到今天仍能惊恐地回忆起，祖母回来时父亲又开始口吃了；他对这个年逾七十、弓腰驼背、神出鬼没的老妇人产生的恐惧至今萦绕在我们心头。这个几乎完全陌生的人施压在我父亲身上的控制令人可怕。
为了不让自己因为她搬回来而回到过去，父亲把所有的政治希望都寄托在那年的苏格兰独立投票上，但当投票失败时他无法接受，于是加入了苏格兰民族解放军（Scottish National Liberation Army）以示抗议。该组织后来由于邮包爆炸案被指控为恐怖组织；我父亲用自己的政治狂热信仰取代了他母亲的宗教狂热信仰。
伊万·莫里森和他父亲及祖母（图片来源：Telegraph）
Janja Lalich博士，曾经是一位政治类邪教成员，他说，这些团体的成员可能会改变，但所有人“团结在一起”，是“通过对一个有魅力的领袖或意识形态的共同承诺”，以及“一个对生活中所有问题都有答案的信仰体系和一个只有遵循领袖的决定才能获得的特殊解决方案”。邪教创造了刻意封闭的社区，迫使追随者切断与亲朋好友的所有联系，这样就没有人会质疑在封闭的门后究竟发生了些什么。
父亲情绪不稳定，带着我长途驱车，不允许我去看他在和谁开会；不告诉任何人开会了；我会在车里等上好几个小时，担惊受怕。他会大声疾呼英国政府将要杀死他的人民，说英国军情五局（M15）窃听了我们的电话，还说到处都是敌人，暴力变革即将来临。12岁的时候，我发誓永远不要像他那样。
创伤不仅影响到当事人，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童年时期，我挣扎着陪伴在父亲身边，和他一起度过崩溃期，我对他既爱又怕。后来我也被诊断为“凌乱型依恋”。
历史也以其他方式重演。20多岁，我加入了社会工人党，在三角洲同性恋强奸丑闻发生之后，该党因邪教行为受到谴责；90年代，我成为了斯堪的纳维亚人文主义政党（Scandinavian-based Humanist party）中的一员，而后在TVIND邪教起诉案中被定罪。后来，为了反对我父亲的民族主义，我宣布与苏格兰决裂，搬到美国重新开始。但这个新的开始完全不同：我离婚，失业，三年后回到了苏格兰。我崩溃了，我发现自己一帮“新生儿们”手拉手围起来的圈子里，为归属的渴求而潸然泪下。
“童年时期，我挣扎着陪伴在父亲身边，和他一起度过崩溃期，我对他既爱又怕。”（图片来源：Telegraph）
当时，我绝不相信我是一名邪教成员，更不用说加入过几个邪教团体了。我以为我是和那些能让我的生活更有意义的团体在一起。但邪教幸存者和专家亚历山德拉·斯坦（Alexandra Stein）指出：“没有一个信徒相信自己是（邪教）信徒。”相反，邪教指责其他团体是邪教。只有当我为我的小说《尼娜·X》（NINA X）研究了几十个幸存者的故事时，才意识到这一点：无论是什么样的心态吸引我们来到这些边缘群体，我们的家庭都会代代相传，就像一个诅咒。
很难离开邪教。离开会让你觉得自己像个叛徒，更糟的是，你的生活空虚，没有一个如承诺所说的，完全“解答一切的答案”，你很容易又卷入另一个邪教团体中。你最终必须脱离的是心态，而非团体。2014年的一次国民医疗服务体系治疗会议上，当我大声疾呼说民众是盲目的，到处都是敌人，必须发生一些剧烈的变革，我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
我的腔调，如同我父亲的一样，我知道我必须停下来。
现在距离祖母回来已经90年了。我50岁，只有经过多年的心理动力疗法，我才能暂时说我痊愈了。不过，日常生活中我还是非常小心，运用情绪调节技巧来帮助我关注家庭，而不是依靠某些遥不可及的解决方案。为了让我的孩子们免受伤害，我隐瞒了自己的历史。
不再陷入邪教，这对我来说也许是自我欺骗，但我相信可以做些事情来保护别人不被卷入其中。30年来幸存者的研究表明，“那些可能被邪教灌输的人，没有单一的、简单的、人口学或心理学上的特征。”任何人都可能发生这种情况。也许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密切关注那些我们所爱的人，看他们是否有寻求极端解决方案的倾向。在这个政治两极分化的时代，这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