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天的酸果蔓树冠下的法轮功

来源:中国反邪教 作者:[乌克兰]格雷戈里·格洛巴
时间:2017年09月15日 08:05
下载

  《参天的酸果蔓树冠下的法轮功》 

  (ФАЛУНЬГУН ПОД СЕНЬЮ РАЗВЕСИСТОЙ КЛЮКВЫ)  

  作者:[乌克兰]格雷戈里·格洛巴  

  目 录  

  导语:法轮功大纪元时报为何公开说谎  

  第一章:面包·盐·宣传……  

  第二章:与法轮功习练者谈新闻调查方法  

  第三章:算术是法轮功的最大克星  

  第四章:那些所谓的“活摘”证人们  

  第五章:“不公正”的考察和专家  

  第六章:活摘报告缺乏证据  

  第七章:非同寻常的证据  

  第八章:“活摘器官”?数字游戏罢了  

  第九章:下流的电话调查成为种族灭绝的证据  

  第十章:再谈证人  

  第十一章:非同寻常的例证  

  第十二章:因质疑法轮功,我频遭恶意起诉  

  第十三章:法轮功不是宗教  

  第十四章:《参天的酸果蔓树冠下的法轮功》结语(图)  

  附录:法轮功发动信息战的重要事件



  导语:法轮功大纪元时报为何公开说谎

  核心提示:法轮功的创办人李洪志,在纽约——这个美国的大都市已经居住了15个年头。曾几何时,李洪志网罗一批文痞,搞了一张报纸叫《大纪元时报》。这张报纸的总部是在徒有新闻自由虚名的美国注册的。李洪志借大纪元时报,打着“新闻自由”的幌子,却撒了不少谎。李洪志借大纪元时报撒谎,有的是自己直接说,有的是借别人之口来说。据信,这张报纸虽有多个语种的版本,但是无人花钱订阅,李洪志只好拿敛来的钱财免费派送。说中国政府活摘法轮功人员的器官,就是李洪志拿这张报纸撒的一个弥天大谎。李洪志心里知道,他撒这个谎,美国人也不会信,而且,美国驻中国沈阳的领事馆派人实地考察过所涉医院,回来后说那座医院(在中国的辽宁省)根本不具备活摘手术的条件。  

 乌克兰学者格雷戈里·格洛巴(Григорий Глоба)就这件事专门作了深入调查和剖析,用事实驳斥了李洪志以及他的大纪元时报的谎言,并专门写了一本书,这本书的书名叫《参天的酸果蔓树冠下的法轮功》(ФАЛУНЬГУН ПОД СЕНЬЮ РАЗВЕСИСТОЙ КЛЮКВЫ)。这个书名比较含蓄。酸果蔓俗称小红莓,是一种低矮小灌木,不可能成为参天大树,格雷戈里·格洛巴先生以此喻指法轮功无论如何夸大自己,也不过如酸果蔓一样,难有作为。法轮功根据自己的臆想编撰谎言,这些不切实际的言论自然不能令人信服。大纪元时报既在美国注册,又自诩为常人媒体,却竟然公开说谎。这是它的立场决定的:因为它的创办人本是一个邪教组织的创立者!明眼人知道,大纪元时报原本是一张邪教背景十分明显的报纸。  

  以下是格雷戈里·格洛巴先生《参天的酸果蔓树冠下的法轮功》一书的摘要。  

  原书引言  

  免费派发的中文版大纪元时报的读者只能是中国公民。由从未去过中国的人向来自中国的学生及商人讲述中国人民的生活是多么糟糕,这是有悖常理的。  

  法轮功习练者经常引用美国人说法,说在中国沈阳苏家屯区有一个迫害法轮功习练者的集中营。基辅市的维权人士切巴年科和别图霍夫亲自去苏家屯进行了实地调查,发现那里根本没有什么集中营,只是一家用中医治疗血栓的医院。但法轮功追随者不相信他们的说法,而宁愿相信从未去过中国的某些外国人的说法。  

  既然法轮功成员认为一切来自中国官方的信息都是谎言,那么本书作者就不引用任何来自中国官方的信息和对法轮功成员不利的专家鉴定,而是假设法轮功成员散发的材料讲的都是事实,然后对这些材料进行总结和分析。如果得出的结论是其言论不符逻辑或是他们自己的言论本身相互矛盾,那就是(法轮功成员)对读者的不尊重,我要将真相说出来,同时请法轮功习练者以后不要再散布这些不实之辞。  

  游牧式的集中营  

  大纪元时报说,苏家屯医院从活人身上摘取器官。2005年初,在该医院有10000个法轮功人员被关押,到2006年初只剩6000人。也就是说,在一年时间里有4000人被摘取了器官,相当于每天有11人被摘取器官。为此,在不做其他任何手术的情况下,医院里最少有4个手术室。但“证人”安妮及其曾经在该医院当过外科医生的前夫都不知道该医院有多少个手术室。2006520日,这个安妮又说,每天做三个摘取器官的手术。但这就否定了她自己前面的数字,按照这样的速度无法在一年之中“处理”4000人。  

  为了能自圆其说,安妮不得不又补充说在其它医院也进行着同样的手术。但在哪些医院、那些医院是否有做此类手术的条件、是否也有火葬场、为什么其他的所谓证人从未提及过此事等问题皆无答案。  

  难以信服的证人  

  成为见证人的首要条件是“见过”,而法轮功成员所说的证人全是没有见过任何“罪行”的证人。  

  证人1:记者皮特。皮特说,他和许多人都联系过,三年间研究过大量的材料。但他研究了什么材料,和谁联系过,为什么从未照过一张相、没拍过任何录像资料,却不得而知。  

  证人2:安妮。她自称曾是该医院的工作人员,其前夫是医院的脑外科医生。从她的证词中可看出,她虽然在该医院工作了5年,但却一次也没有看到所谓的“罪证”,只是据其前夫和朋友所说。  

  证人3:匿名军医。这个所谓在沈阳军区从事后勤保障的退伍军医唯一亲眼看到的是“拉着7000人的火车夜里从天津驶向吉林方向。该火车由军人押解,并且被运送人员的手被固定在车顶”。但这个所谓的证人是否亲自去过苏家屯医院,却从未提及。  

  证人4:金姓鲜族人。金说,他的一个于姓朋友退休后因病人数量太大,又被请回医院从事摘取人体器官工作。而金是在南韩办理签证时在法轮功图片展的照片上认出这个医生的,而图片展上摘取人体器官的照片是排演出来的。  

  两个大卫认为:实地考察并不重要  

  切巴年科和别图霍夫不是考察苏家屯医院的第一人,此前美国驻沈阳总领事就已经去过,但却没有发现任何有别于一般医院的地方。旅居美国的维权人士吴宏达要求与所谓的证人会面遭拒后,也派人对苏家屯进行了实地考察,但在该区域也没有发现任何集中营。  

  “活摘器官报告”的作者大卫·麦塔斯和大卫·乔高(两个加拿大人)说,他们在撰写报告时就知道(这些人)去实地考察过,但没有提及此事,认为这并不重要。也就是说,美国驻沈阳总领事的考察结果不重要,而从未到过这家医院的人的证词很重要。  

  调查方式和逻辑:无视法律证据,以政治说服  

  法律上的证据有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两种。间接证据实际上无法证明是否犯罪,而“报告”中所列举的证据皆为间接证据,即“我听说”,“我和某某谈过”等等。“报告”的作者是有名的专家,但他们却不是用法律证据,而是用政治方法来试图说服读者;不是用证据来证明犯罪的事实,而是给读者造成一种印象——犯罪是有可能存在的。类比、夸张、比喻、理论上的推测是“报告”作者钟爱的手法,而“有可能”、“大概”、“也许”、“看来”、“可以推断”是“报告”作者最常用的句式。  

  自相矛盾的证据  

  在“报告”的第24节“死亡人数”中说:“截止20061222日,我们已经确认了有3006人被迫害致死”,“第五组和第六组确认死亡的也是器官摘取的受害者。这一类的数目大约有300人左右。”而安妮的证词则说,在2001年—2003年间就有2000人以上在苏家屯医院被处死,而她当医生的朋友甚至说至少有4000人在苏家屯医院被处死。匿名军医说,在中国有36个类似苏家屯医院的集中营。更新版“报告”说,中国有41500例供体来源不明的器官移植手术,而“报告”的作者推断其来源是法轮功成员。300人和2000400041500人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据“法轮大法信息中心”2002年的数据,被强制进行为期三年改造的法轮功人员有20000人,那么到2010年这些人早已获得自由了。如果这些人仍没有获得自由,那些密切关注中国的国际维权组织早就会向世界公开这一消息了。剩下1000名关在精神病院和500名长期服刑的人员。即便这1500名法轮功人员都被进行活体摘取器官,那么和苏家屯医院这一家医院两年内所摘取的2000人器官也不相符。  

  电话问询成了种族灭绝的证据  

  “报告”中提到的调查者,通常用向医院打电话的方式了解是否存在摘取器官情况。奇怪的是,在“报告”公开后,调查者再打电话询问此事时,这些医生和执法人员仍然愿意回答同样的问题,并且内容和以前没有差别。难道中国的医生和执法人员真的一点保密意识都没有了吗?另外,如果任何人都能回答这些问题,那么“报告”作者发现的这个秘密也就根本不是什么秘密了。再有,在中国器官移植供体的来源即便合法,也是保密的,而这些医护人员与执法部门的工作人员通过电话和陌生人谈论这种问题实在是太不合逻辑了。即便电话都是真的,那么从电话中得到的全部数字加起来,和41500个来源不明的器官也相差巨大。  

  难以信服的例证  

  一个女人在派出所里死亡。当她的亲人赶到现场时,她的器官已经被摘出,并且已经送到火化场火化。既然是已经火化,那么她的亲人是如何知道她的器官已经被摘出了呢?难道是警察自己告诉他们的吗?  

  “报告”说法轮功人员被酷刑折磨到死亡边缘,然而这样的人的器官是很难用于移植的,因为他们的器官多数已经受到损害,没有利用价值了。“报告”说法轮功人员的大脑被取走了,可大脑是不能移植的!  

  原书结语  

  尊敬的法轮功学员,你们总是指责我们反映中国政府的立场和观点,但在这本书里我引用的全部是你们亲手交到我手里的材料。你们都是善良的人,实际上并不会做黑色宣传,所以你们工作的效果一直都非常差。这种肮脏的事情不是你们应该做的。  

 

    

   第一章:面包·盐·宣传……

  许多老一代人——不仅是学者或政府官员,更多的是苏联时代访问过资本主义国家的普通公民,都会讲述起他们的经历,在那里他们经常会遇到礼貌但固执的关照,这些关照如果不是直接来自西方的情报部门,那也是与其有关的社会组织信息分析机构人权组织或者宗教组织。如此殷勤待遇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十分令人不快的。毕竟,冷战已经成为历史,这是令人高兴的……但也许我错了,我曾经提出,那些在1991年争取民主(尽管没有成功)的人们当中没有谁会料到,那些来到独立乌克兰的外国人会享受到类似的殷勤待遇  

  为中国而战: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前线  

  公民们已经对列宁广场上的一个棚帐里向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人宣讲法轮大法修炼方法的现象习以为常。这一次,当我走过广场时,我在那个棚帐里发现了一些新的东西。那是一些报纸和封面带有象形文字的书籍。大纪元时报在其背面注明,是基辅一个叫做京都人文教育的机构出版,印数为2000份,中文版,16个版面。经过正式登记注册,电话、广告部电子邮箱——总体上看很严谨正规。只是编辑部地址却换成了一个普通的邮政信箱号,就像几年前部队和秘密部门那样……我非常吃惊,难道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人在精神修炼中已经达到了这样的境界,以至于已经可以理解原文版本的东方睿智?答案是否定的,修炼者热心地向我做了解释,原来这是专门针对中国客人的。  

  但是,假如你相信那些信徒们所说的它有数千年历史的话,难道没有乌克兰热心人的帮助,中国人就不知道这个发源于天朝大国的传统中国功法吗?原来,事情又不是那么回事。功法归功法,但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完全不知道他们的国家是一个共产党独裁政权的光辉典范,不知道攻击领导人种族灭绝、迫害和镇压不多不少恰好1亿人并活摘他们的器官会被追究刑事责任?我想补充一句:红场上狗熊横行”——那已经是另一个时代的事情了。但我还是及时忍住没说出来。  

  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学校拥有相当高的地位和声誉,所以亚非国家有数以千计的学子在这里求学,其中也有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学生。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移民以保持他们在祖国养成的遵纪守法而著称。正是他们成了这些宣传中心觊觎的美味猎物,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己的领土上是不可能向青年人灌输这些东西的……可以想象这些年轻中国公民遭遇这样的启蒙教育时是什么感受。  

  恕我直言,对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反迫害斗士们真诚和善良的意图,我想说,从来没去过中国的乌克兰人给土生土长的中国人讲,那里生活得多么不好,在中国什么是错误的,这有些怪异。  

  酷刑当街  

  关于法轮功在我市活动的话题我已经写过不止一次,但修炼之旅的信徒们根本就不想对他们自身有更多了解。不久之前,我的老熟人——一些来自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法轮功组织的信徒向我提供了一大包资料,为了让我彻底明白是怎么回事和如何正确地报道他们。我的一些同事也收到了同样的礼包,涉及的也是同样的话题。此外,还有一个包含了近800个文件的压缩光盘,多半说的都是些参天的红莓苔子之类不知所云的外行话。这个专辑中给人留下最强烈印象的所谓中国极权主义的证据就是那些令人作呕的照片,照片上都是一些粗暴对待法轮功信徒的场景。  

  首先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些酷刑和摘取器官要直接在大街上和广场上进行。但是当我看到一个手指被钉了钉子且满脸血污的人时,我想起:我曾经在某处看到过这个情景!这些中国式的酷刑原来与不久前法轮功信徒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基辅等城市所举行的旨在引起对问题的关注的喧嚣一时的演出何其相似。该事件曾成为当时一件不大不小的丑闻,因为那些杜撰的来自极权中国生活中的恐怖故事被进行了逼真的编排并在儿童公园和其他非指定场所广泛演出。而今天这些人穿扮着警服和被鲜血染红的长袍,向记者们散发装有所谓体制犯罪证据文件的夹子……只有细致观察你才能发现这些可爱的细节:中国警察头戴的大沿帽上却是英国皇家警察的棋盘式帽圈,受害者身穿的长袍上是为了表现他们被殴打而用剪刀剪出来的整整齐齐的窟窿……为了让这一切更真实,还外加了一些可怕的创伤照片和被解剖后的尸体照片,为了让这一切更显眼——还掺杂了一些法轮功画家的命题画作。是的,红莓苔子大步前进——徘徊在红场上的狗熊正在(列宁)陵墓的角落后休息……  

  专家观点  

  在研究了法轮大法社团在乌克兰境内的活动之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对话中心主席扬·谢卡图罗夫说,可以说,这是一个封闭的组织,也就是说这些年来该组织的成员数量没有增加,其领导层也未把该组织成员数量的增长作为任务,而是致力于高质量地扩大对居民舆论影响和自我吹嘘的工作。该组织的工作方法中更多的是严肃的职业手段、极强的计划性、对乌中两国间出现的政治局势的关注,该组织有时还有点类似在信息战中被赋予特定分工的影响代理人角色。  

  该组织可以被称之为邪教,主要进行三个方面的活动——精神治疗方面:传播气功功法;宗教方面:宣扬师父李洪志的学说;政治方面:散发旨在诋毁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信息材料。  

  支柱何在?  

  法轮功组织本身尽管自称有上千年的历史,但它其实1992年才在中国出现并于1999年就被作为邪教取缔——法轮功成员认为取缔是非法的。从那时起,其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就跑到了美国,而十分奇怪的巧合是,大部分有关极权中国镇压活动的证据材料均来源于这个国家(美国)的官方机构。就是这个国家的伊利诺伊州或纽约州的某个地区法院还提出了对中国领导人和国家公务人员的诉讼,并缺席判处他们有罪。某些证据材料随后很快就被修炼之旅的信徒们满世界传播。  

  有一次我忍不住问一个信徒,为什么满世界宣传的反酷刑和镇压的维权活动从来就没提到过诸如臭名昭著的美国战俘监狱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其他伟绩——哦,对不起,应该是民主国家。因为在这些国家不迫害我们的志同道合者——法轮功信徒”——一名体制受害者律师对我说。请看这就是掺杂了人权的修炼之旅……  

  为了客观起见,我向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法轮功组织积极分子柳德米拉·奥列尔提出了一个问题——或许这些演出照片只不过是因为失误才被列入到证据材料目录的?用柳德米拉的话说:这不是原则问题。 

  那么就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所有的证人证言、录像和公函也会都是如此,名为证据材料的演出材料也都是出自于非原则性的原因?  

  附:  

  本文作者致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法轮大法社团组织的信  

  ——法轮功地下集中营  

  一份用来向我证明其反华指责正确性的证据材料附带光盘,是一个动画短片,内容是介绍位于苏家屯的集中营,用于焚烧被摘取了器官的受害者。该片的开场白是:在苏家屯有一个巨大的烟囱。可以说,这个片子的动画很漂亮、音乐很出色、语言很优美……  

  亲爱的信徒们,你们就不感到羞愧吗!为了你们所获得的苏家屯火葬场烟囱照片和关于关押6000名受害者的地下堡垒这个具有恐怖片风格的荒谬故事,基辅记者切班年科和人权卫士佩图霍夫之还亲自到了一趟中国,包括这个苏家屯。按照中国的标准这个苏家屯只是一个村庄,而按照乌克兰的标准,它已经可以算得上一个不小的现代化城市啦。我在你们所散发的数千张照片中找到了秘密火葬场的烟囱,可怎么看也不像是一个火葬场,而只是一个普通的锅炉房,周边还有许多房屋的窗户都正对着它。一个容纳6000人的集中营看上去怎么也不像一个集中营,而实际上是一所院里有座锅炉房的医院。而且,这所医院从事的工作既不是器官移植也不是惩治精神病人,而是用传统中医手段治疗血栓——显然,这是一个阴谋。乌克兰人居然认真仔细地走遍了这个集中营(不知何故它可以自由出入),到了所谓的地下堡垒的入口——实际上是一个通风井的出口。这难道不是一个笑话吗——关押6000名囚犯的地堡,还有警卫和工作人员——毕竟不是草垛里藏针,而是一座地下城!居然还能和那些被你们指责谋杀数百人并出卖他们器官的医生和护士直接面对面。  

  尊敬的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信徒们,你们在基辅同行们回来后十分严肃地回答我,基辅人权卫士们所进行的检查是不正确的,而中国在他们到达之前就把关押6000人的集中营隐藏了起来,并将火葬场突击改造成了集中供暖的锅炉房。好吧,即便中国能在一周之内建造起一个锅炉房——然而现在你们自己也知道,终究这只是一个锅炉房,而不是什么火葬场——时隔两年之后向我兜售一部关于火葬场的烟囱——高尚的灵魂从这里飞出的新动画片,你们不觉得汗颜吗?或许,在苏家屯已经出现了第二座火葬场——锅炉房已被拆除,并在一周里在它的原址又建了起来?  

  你们不相信亲眼看到了苏家屯的乌克兰人权卫士,而且你们还会惊讶,为什么我不相信那些美国人,因为他们连一只脚都没有踏入过中国,却撰文说那里的人权状况非常差、而在美国关塔那摩监狱里人权状况非常好。  

  尊敬的信徒们!你们的乌克兰大纪元时报网站曾经指控我曾供职的市报编辑部记者,当然间接地也包括我,在报道法轮功活动的时候只反映中国政府的观点。请注意,我援引的并非什么中国情报部门的秘密文件,我引用的恰恰都是你们自己送到我手上的材料、文件和证据。你们手中的资料远远压过了北京外交官们最愤怒的声音。这恰恰应验了《福音书》上的一句话:用你自己的话为你开脱,用你自己的话为你定罪。 

  尊敬的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法轮大法信徒们!尊敬的谢尔盖、拉丽莎、柳德米拉!我和你们打交道已经不止一年。你们大家都是善良、真诚、富有同情心的人。但也正因为如此你们不能去从事意识形态颠覆、抹黑宣传、中伤和其他政治抹黑,否则你们注定不会有好结果。要记住,千万不要让你们的双手去碰这种肮脏的事。  

  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的案头就摆着两份资料。第一份是一个从我市一个区警察分局出来的小伙子的父母来信,这个小伙子被在那里受到了刑讯逼供。在报刊干预之后那些这么干的人被剥夺了警衔,区警察分局领导被开除。另外一份就是这位开除了几名下属的将级警官的感谢信。我用自己写的东西在他制服上涂了一个鸡蛋大的污点,结果这位将军却给我写了一封感谢信,感谢我帮助他清理了自己部门败类和流氓。那些冒险批评你们的记者和学者们被你们的领导在《世界法轮大法报》第22期上指责为枪手、诽谤,甚至是为北京效力。被批评的人还包括不相信那些言论并去进行考察的切班年科和佩图霍娃在内。你们以公开文章的形式指责哲学博士、乌克兰安全局大学教授维克多·奥斯特罗乌霍夫支持中国共产党的诽谤宣传运动,只是因为他在一个圆桌会议上公开论述了新宗教崇拜在现代信息战中的作用而已。善良的先生们,为什么要去中国?你们在自己的祖国乌克兰公开指责一个国家安全局的将军级老兵为外国效力,而且没有举出哪怕是一个证据!在此之后你们将会明白,为什么你们满天乱抛的指责没有得到任何严肃的对待!  

  其实,这只是你们的良知问题而已,提到区警察分局的那个小伙子时,我想起了一个问题,如果你们真的想同当今的酷刑、镇压以及破坏人权的现象作斗争,你们不一定非得去遥远的中国去寻找目标。那些需要你们帮助的人们在我们的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故乡也大有人在。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没钱去聘请收费的律师。你们的组织罗列了一个中国反对法轮功的两万五千人的黑名单(!)并向世界各地的外国法院起诉他们。你们自诩许多世界级的优秀律师在同你们合作,只希望你们能利用这巨大资源的哪怕是一点点来帮助帮助那些不识字的退休老太太写个申诉……  

 

 

 

  第二章:与法轮功习练者谈新闻调查方法

  作为一名记者,在得到某政府掩盖严重犯罪活动这类信息的情况下,该如何进行新闻调查?  

  遇到这种情况,记者应该亲自证实信息的真假:要和受害者本人(或其亲人)、证人、当地居民交谈了解有关情况,要向中立的专家(律师、犯罪学专家、医生)进行咨询,要听听对方的官方说法。因为,只顾指责他人而不容他人辩白,这实在不是公正的职业态度。我曾经到本州某地区中心调查过一起险些引起国际冲突和骚乱的犯罪事件,这可不是个轻松的差事。不过,这与到中国实地考察相比,根本算不了什么。  

  在同样的情况下,《世界法轮大法报》和《乌克兰大纪元报》又是如何做的呢?他们没有作任何调查,总是发布独家信息,登载英文《大纪元》报的译文,总是用同一种腔调搪塞所有问题:证人是有的,但为避免遭受迫害而隐藏起来了,证据也可以搞到的,但在中国……  

  对此回答首先无法忍受的是记者瓦列里·契巴年科和维权人士弗拉基米尔·佩图霍夫,同时,他们对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发布的信息也不太满意,于是,他俩花了十天时间到中国苏家屯市进行了实地考察,考察那里是否真的存在证人所说的秘密集中营。  

  他们首先找到了照片上有烟囱的那个焚尸炉,其实那只是一个锅炉,锅炉房对面是居民住房。经考察,那个关押6000人的集中营其实是家医院,那个锅炉就在这家医院的院区内。这家医院既不做器官移植手术,也没有精神惩罚,是家专门治疗血栓的中医医院。  

  这两位乌克兰人还仔细查找集中营有可能转移到地下的出入口或通风口,但一无所获。6000人外加保安和医生要转移到地下的话,可不是开玩笑的,需要一座地下城才能容下,哪能像根针掉进草垛里那样,一下消失不见!尊敬的法轮功习练者们,你们倒是来这里亲眼看看这些医生护士,是否真如你们所指责的那样,是为出售器官而杀戮无数的凶手。  

  尊敬的第聂伯彼得洛夫斯克习练者,你们还煞有其事地对我说:那两位基辅维权人士的考证是不可信的,在他们到中国之前那关押6000人的集中营早已被转移了,焚尸炉被迅速改建成供暖锅炉。就算锅炉在中国一周内建成的,你们自己也承认那是锅炉,而根本不是什么焚尸炉。但令我费解的是,3年以来,你们为什么还一直刊载关于焚尸炉烟囱飘出来的冤魂这样漫画?也许,苏家屯又出现了第二个焚尸炉——锅炉被拆除了,一周内在原地建起了焚尸炉?  

  你们不相信亲自到苏家屯考察的乌克兰维权人士,反而还奇怪,为什么我不相信美国人。他们根本没有到过中国,却大写特写中国人权情况如何如何糟糕,而把美国以酷刑著称的关塔那摩监狱描成一朵花,这样的美国人怎么能让我相信!  

  由此看来,这次实地考察,虽说工作方法是对的,但实际效果并不好。首先,考察并没有给契巴年科和佩图霍夫带来帮助。法轮功习练者还是不相信他们搜集的事实,反而一口咬定,集中营已被转移,不可能被发现。《大纪元》称:去苏家屯考证集中营的存在只不过是徒劳。其次,考察还给他们带来损辱:法轮功习练者得知基辅维权人士与中国大使馆合作之事后,马上把合作交易划上了等号,现在《世界法轮大法报》和《大纪元》网已给这两位基辅人贴上了耻辱标签,称他们为中国的雇佣者和代理人。  

  再看真善忍记者笔下露骨的暗示:谁要是不想招惹不痛快,就不要去沾官方信息,特别是中国官方信息。既然法轮功习练者认定,中共发布的任何信息都是恶意中伤,那么,以后我只用他们认可的权威信息来源,保证不用中国官方资料,也不用令法轮功不快的学者和反邪教组织的结论,除非《世界法轮大法报》引用或修炼人的信息来源我才会使用。  

  在以前刊出的文章中,我总是用同一种方法表明自己的观点:法轮功关于中国的传言是没有根据的。现在我想换一种方法:假设法轮功提供的信息资料都是真实的,不妨对这些信息资料进行归纳总结,会有哪些情况和结果呢?不外乎以下三种:  

  1、法轮功支持者的说法与中国的官方信息相左。这自然会令中国政府不高兴,但我认为,中国会自己处理好法轮功问题的,对于一个拥有15亿人民的国家来说,我们这点小帮助根本微不足道。  

  2、法轮功支持者的说法违背逻辑。这可是对读者的不尊重,也就是对我的不尊重。和一个连22都不会的人硬扯在一起,这令我很不舒服。在这种情况下,我必须直言相告并强烈请求不要再这么做……  

  3、《大纪元》的说法彼此大相径庭。这里指的不是讨论,因为有关法轮功修炼的刊物从未有过讨论。这里的大相径庭是指《大纪元》的作者之间在揭示同一件事真相时所采用的论题、事实和数据严重不一致。  

 


   第三章:算术是法轮功的最大克星

  法轮功信徒经常问我,为什么你确信中国不存在血腥迫害?难道你不怕犯错,无意中成为罪犯的同谋者?在此首先声明,我从未写过关于中国以及发生在中国的事情,我也从未去过中国,因此,我(其实法轮功习练者也一样)并不了解中国发生的事情,也不太相信美国新闻机构的报道。  

  不过,近年来我亲眼目睹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法轮功信徒的所作所为,由此我可以得出有关该组织的一些结论。因此,我写的是关于乌克兰法轮功及其给乌克兰公民传播的信息,而非中国法轮功,因为我不了解关于中国法轮功的信息。我之所以要把这样的信息传递给读者,是希望读者能够自己分析、自己思考、自己做出评价,而不是简单看之信之。  

  我认真研究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法轮功信徒给我提供的宣传材料以及俄罗斯、乌克兰的法轮功法轮功媒体网站的信息资料,同样可以得出一些结论,毕竟,乌克兰和中国的逻辑法律是一样的。如果一个人信誓旦旦地说,22等于5,不管他说的是5个乌克兰人还是5个中国人,其答案都是错的,完全没有必要到中国去求证其谬误所在。  

  且看法轮功媒体报道的苏家屯医院活摘人体器官情况:“2005年初苏家屯有囚犯10000人,2006年初减至6000人,没有人可以从苏家屯死亡集中营活着出来。 

  不妨做个简单算术题(即便在共产主义中国也没有人可以废除数学)就可以得出结论。从法轮功媒体提供的数据看,苏家屯在2005年一年中摘取了4000人的器官,我们再做个除法笔算:4000÷365(一年的天数)=10.96。如此说来,苏家屯每天要杀11人!节假日和休息日也不例外!如果只是简单杀人,倒也有可能,但要说活摘器官,那要复杂得多,因为这必须要由外科医生来做手术。  

  而做手术必须遵照消毒规定,如果为了出售器官,不按消毒规定连续不休地做器官摘取手术的话,这是非常严重的犯罪,如此摘取的人体器官只能扔进垃圾桶里去。每例手术结束或过12天后必须用消毒液对手术室进行彻底消毒,从天花板到地板的每个角落,以及用紫外线灯照射消毒一整夜。做手术可不是在屠宰场屠宰牲口,可以流水线操作。  

  此外,一个手术室一天不宜超过3例手术,以免违反消毒规定,即便在中国也没有人可以违反医学卫生规定。在此,请体会一下难以置信不可能之间的差异。要说外科医生不加消毒摘取用于出售的人体器官,绝对不可信。  

  且一天做11例器官摘取手术,苏家屯医院至少要有四个手术室,至少要有12名医生,还不能安排普通手术。那么,拥有330张床位的苏家屯中西结合血栓病医院究竟有几个手术室?这是一个基本问题,假如没有足够的手术室,也就是说,杀人没有凶器,犯罪指控不能成立。这个问题简单而关键,可以衡量所有指控是否站得住脚,然而法轮功媒体和证人均无言以对。一个化名为安妮的女证人,却不知道自己曾工作的医院里有几个手术室,其在苏家屯医院当外科大夫的丈夫,竟然对此也一无所知。  

  之后(2006520日后),安妮在大卫·乔高的采访中又称,医院平均每天做3例手术。这个数字远比想象中的少,而且又与其他证人提供的数据相矛盾,如此慢的速度怎么能使集中营的囚犯一年内从10000人减至6000人?为了能自圆其说,安妮又不得不补充说在其他医院也进行着同样的手术。然而这个说法却给调查者们带来更多的麻烦:具体在哪些医院?那些医院是否具备做此类手术的条件,如足够的手术室、用以消尸灭迹的焚尸炉、保卫保密措施等?为什么其他证人没有提及过此事?为什么那些记者和外交官只去那家血栓病医院?既然死亡集中营分布在全市各家医院,怎么可能保证不为外人所知?  

  总而言之,待熟悉法轮功媒体的材料之后,就能明白一点,算术是法轮功的最大克星。中国刑警学院教员杨涛指出:100名囚犯配以15名狱警、3名医务人员,每50名囚犯由1名狱警官管理。如果法轮功的指控成立,苏家屯果真有6000名囚犯的话,那里至少需要1000多名工作人员。对此,法轮功媒体企图反驳,写道:所谓15%的警力配比根本没有必要,因为那些工作人员就可以充当警力,根本不需要狱警。 

  想必那里的警卫应该是穿白大褂的医务人员,而不是穿制服的狱警,但警卫还是不能少的,不然的话,囚犯会发起暴动并四处逃匿。  

  问题是,拥有330个床位的苏家屯医院以及安妮提及的其他医院,包括医生和实习生在内,有没有1000名医务人员?  

    面对如此重要的细节,那些发表长篇大论、声讨死亡集中营苏家屯的写手们却哑然失语。无言以对的还有安妮本人,这个在医院工作几年、一直在统计集中营死亡人数的医务人员竟然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同事!总而言之,只要涉及到无需保密的具体数据,那些巧言善辩的调查者知情证人就会变得出奇的少言寡语、闪烁其词或模棱两可。  

  他们沉默就对了。因为他们很清楚,只要他们公布具体数字、证据或地方,他们就会和其他诚实证人的证词互相矛盾。因此,这些反迫害斗士们不得不遵守沉默是金的原则。  

 

  

    第四章:那些所谓的“活摘”证人们

  所谓证人就是目击者,而不是上海菜市场里挑拨是非的女人。那么,苏家屯集中营的所谓证人究竟看到了什么?什么也没有!法轮大法及其《大纪元》网站却在犯罪学和法学领域开了非目击者作证的先河。  

  1证人,英文化名彼得一个普通记者。这个彼得200639日见诸报端,首次在《大纪元报》的刊文中自称曾是中共内部侦查部门的间谍,而在华盛顿聚会上常常以普通记者自称。  

  彼得究竟见证了什么?  

  我曾与辽宁省沈阳市的很多官员有联系。通过与这些官员联系,我才知道,苏家屯有个地下集中营。过去三年中,我研究了大量资料,跟很多人打探过情况。最终,我去了苏家屯,那里关押了大量法轮功习练者,他们在眼角膜、骨髓、内脏器官被摘取后,被扔进焚尸炉……”  

  在此有必要向与《大纪元》合伙的自称记者的作者追问每个新闻记者都会提出的合理问题:同行,请问您从哪里了解的情况?您究竟研究了哪些资料?这些资料我们是否也可以研究一下?很多人究竟跟您讲了些什么?您对他们所讲的是如何证实的?您曾经是与广播电视打交道的职业人士,难道就没有对高达3米的铁丝网电围栏进行录像或拍摄?而描写集中营文章中所登载的混乱的医院院子照片更是不值一驳:哪有这些场景故意对着居民楼窗户的?面对这些质问,那些冒牌记者只好张口结舌,他们对那个期待已久的证人关于中共兽行的采访算是白费了。  

  尊敬的法轮功习练者,请注意,我没有质疑证人的言论,也没有指责他撒谎,这样做也没有必要,因为他从来没有说过自己是这些罪行的证人或要作证,甚至也没有说过自己去过苏家屯集中营。他只是说自己和很多人有联系或说从公共卫生系统获得信息。而所谓的残酷迫害早已是《大纪元》的陈词滥调,也已成为法轮功习练者的口头禅,他只是鹦鹉学舌而已。  

  如果哪家媒体把这种报道视为证据的话,还可以这样编写续报:张奶奶逛完上海菜市场回来后,透露了一个可靠信息,她亲眼目睹了……  

  2号证人安妮,在死亡集中营呆过5  

  2006323大纪元公开的第二个证人是化名安妮的美国妇女,大纪元称她自1999年至2004年曾是苏家屯的医务工作人员。因此,有必要从医学角度来对安妮提供的资料进行分析。  

  我的前夫是这个集中营的主刀外科医生之一。他主要做脑外科手术,负责摘取眼角膜”——岂不知,眼科和神经外科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专业。神经外科医生做脊髓和脑部手术,而眼外科医生只做眼科手术。神经外科和眼外科都需要经过专业培训,技术要求都很高,两个专业不能混为一谈。此外,这位证人也没有解释令人生奇的问题:这个神经-眼外科医生为什么会在血栓病医院当医生。  

  摘取眼角膜的主要对象是老人和孩子”——老年人的器官已经衰竭了,移植衰竭的器官毫无意义。  

  我们的医院很大”——共有330个床位的医院,是够大的。  

  当病人失去知觉的时候,丈夫就用剪刀剪开病人的衣服,发现病人口袋中掉出一个包,打开一看是个戒指盒”——哪来的口袋?手术台上的病人是不可以穿上衣的,如果病人失去知觉,那应该由护士在卫生检查室给他脱衣服,而不是医生在手术室给他脱衣服。手术室是不能有异物的。因此,手术医生的口袋里也不可能掉出东西来。  

  在焚尸炉工作的工人起初都很穷,干一段时间后,捞了不少手表、戒指、项链,这些都是焚尸前他们从法轮功习练者尸体上取下来的财宝”——手术前必须去除所有异物,包括耳环、戒指、手表,甚至假牙,手术时,病人、医生身上都不能佩戴类似物件。从理论上讲,只有医务人员才有可能盗取死者的财宝,而不是焚尸工人。不管怎么说,我们也很想知道,这位在秘密死亡集中营这样的罪恶之地工作了5年的证人所看到的真实内幕,遗憾的是,竟然什么名堂也没有。  

  我的女性朋友在苏家屯看到了法轮功习练者”——这位在拥有330个床位的大医院工作五年的证人拿出的证据居然是同事讲的,前夫讲的,女性朋友讲的……而前夫讲的还是从埋尸者那里听来的  

  对这位前妻讲述前夫的事,我不想评论它的可信度,也没有必要评论,因为这位安妮所言根本不是证词,纯粹是胡编。一个在集中营工作5年的人拿不出一个亲眼目睹的证据,这恰恰是那里没有犯罪活动的有力证据。更何况,有很多证据证明,这位医务人员从未在那家医院工作过。  

  3号证人,匿名军医  

  这名证人在大纪元上的自我介绍是这样的:我是一名退伍军人,曾在沈阳军区从事军需保障工作,出于安全考虑,不便公开真实姓名。  

  证人证词首先应交代时间、地点,而法轮大法的证人却直奔结论:境外关于苏家屯集中营关押法轮功习练者的报道是真实的。那么,这是军医本人在苏家屯医院亲眼看到的真实情况还是亲耳听到的可靠消息?对此关键问题却无人作答。  

  军医唯一亲眼目睹却与苏家屯毫无关系的是夜里一列军人押解的火车拉着7000人从天津驶向吉林方向,所有被押送人员的手被固定在车顶上。这些人究竟是法轮功习练者呢还是普通刑事犯,他没有说明,却言之凿凿地称:即使去苏家屯实地调查也枉然,也不可能找到证据,因为迅速撤离几千人并不费劲。至于本人是否亲自到过苏家屯医院,这位军医和其他匿名证人一样,只字未提。  

  4号证人,来自辽宁省沈阳苏家屯的金姓朝鲜族人  

  俄文大纪元网(2007610日)以及中文明慧网200762日)登载了金的证词。金称,他有一个于姓朋友,退休前是苏家屯中西结合血栓病医院的外科大夫,因苏家屯法轮功囚犯剧增,他被医院返聘,专门做活摘器官手术。金在韩国签证期间看到了器官活摘图片展,竟然从图片中一眼认出了这个于姓医生朋友。  

  尊敬的法轮功习练者,难道你们不为这个证人的谎言感到难为情吗?其一,金怎么可能从图片中一眼认出那个于姓医生呢?因为那些图片不可能是在手术室拍摄的,因为手术室没有照相机。如果那张照片果真存在的话,早已名震世界,某些人也用不着为找演员炮制证据而煞费苦心了。当然,也可以从网上下载图片,再添加十恶不赦的恶棍这样的题词,证据就轻松制成了。  

  尊敬的法轮功习练者,如果你们真正奉行真善忍,且以为先的话,难道会不承认首尔展出的器官活摘图片是伪造的吗?  

  其二,这个于姓朋友对金如此信任,能对他讲述如此秘密的事件,却不告诉他自己的名字,这难道不奇怪吗?  

  再看大纪元对的描述,他经常阅读报道法轮功以及中共的免费资料,并相信这些报道是真实的。他今年63岁,在大纪元发表了三退声明,目前正在申请加入韩国籍。原来这个作证前就与大纪元挂上钩了!  

  尊敬的法轮功习练者,你们证人的证词的真实性,我不想多费口舌,相反,我完全同意4名证人的证言。你们找来的这4名苏家屯犯罪的见证者证实的恰恰是,他们既没有看到犯罪,也没有见过集中营,对此大纪元居然还用各种文字大书特书,向全世界广而告之。  

 

 

   第五章:“不公正”的考察和专家

  乌克兰人切巴年科和别图霍夫已不是到苏家屯医院寻找死亡集中营的第一批人士,在他们到那里之前就有人开玩笑说,苏家屯医院要开商业旅游部啦!美国外交官是最先赶到集中营的。2006322日美国领事馆代表第一次访问了集中营414日美国驻沈阳领事馆总领事在国家官员的陪同下参观了苏家屯中西结合血栓病医院,实地考察近1小时。之后,美国驻华领事馆代表宣布,那只是一家普通公立医院,美国考察代表未发现该医院别有他用的证据  

  大纪元首次报道的苏家屯事件引起了维权人士吴弘达的极大关注,他请求法轮功领导层为他安排与证人见面,却遭到了拒绝。抑或正因为吴先生对中国监狱了如指掌,诚实的证人不敢冒险对他讲述自己的见证?吴弘达根据报道提供的信息,亲自来到苏家屯地区进行了实地调查,经对所有可疑设施考察后,一无所获,只发现了一个拘留所,里面根本没有做器官摘除手术所需的复杂医疗设备。  

  然而,法轮功的支持者们却对这个无耻谣言毫不害臊。两位律师、《人体器官活摘调查报告》的作者乔高和麦塔斯在报告中针对中国政府的发言如此写道:我们在写报告的时候就知道有人去实地考察过,我们认为这并不重要,故没有提及此事。我们不指望那些考察会发现什么,也不指望器官活摘的传闻会真相大白。如此说来,美国驻沈阳总领事的考察结果不重要!也许那些考察者急于拯救那些可怜的囚犯,匆匆赶去医院,为了这个神圣的事情不惜花费自己和同事们的时间,而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些从未去过苏家屯医院的人提供的证词  

 

 

 

  第六章:活摘报告缺乏证据

  犯罪证据在法律上分直接和间接两种。比如,甲杀死了乙并在凶器上留下了指纹,这就是直接犯罪证据;而间接证据是甲与乙有仇,但甲没有不在乙被杀现场的证明。  

  间接证据不能证明犯罪,只能证明有可能犯罪,也可以对直接证据作进一步确认。因此,仅凭间接证据的指控是不成立的,任何一个律师都可以把间接证据撕得粉碎。例如,律师可以这样质问,被杀者有10个仇人,6个没有不在场证据,他们中谁是凶手?仅凭间接证据,指控不能成立”——这是律师最铁的反驳词。因此,检查官先生应当做好调查取证工作。  

  当然,如果凶手是个有文化的,擦掉了凶器上的指纹,在找不到证人的情况下,检察官不得不立足于现有的证据。而乔高和麦塔斯恰恰以此为由,在《查找证据的困难》这一章节中写道:中国很遥远,又不让我们去那里,犯罪凶器——手术设备和器械,与普通医院的也没有差别,因此,我们不得不依据现有的证据。  

  正因为如此,理论推测是两位作者惯用的手法,调查报告中的字里行间充斥着这样的论调:间接证据虽不能证明犯罪,但没有间接证据的犯罪是不可能的。 

  证人提供了证词,但法轮功证人的证词也不是直接的证据——在此不想涉及证据的可靠性问题,只想指出一点,证人的证词中没有说我看见的,而只是说我听到的某某跟我讲的,这些都不能算作直接证据,只能是间接证据。  

  如果证词不能被证实是事件发生当场的第一手信息的话,倒也罢了。但更大的漏洞是证人与证人之间的证词互相矛盾,且证词与器官移植、外科手术、医学卫生等常识不相符,证人连该知道的常识都不知道,难道会对无从知道的东西知道得比一般人多吗?  

  根据调查报告作者的方法论,我们可以说,即使没有可靠的证据证明,犯罪也是有可能发生的。但可以证明的一点是,尽管某人找不到真正的证人,但他非常想让人们对指控信以为真。出于对国际大律师权威的尊重,在此必须指出,再大量的间接证据也比不上一个直接证据。如果指控缺乏直接证据,而证据既不可靠又矛盾百出,人们会自然而然地得出什么结论呢?  

 

 

 

   第七章:非同寻常的证据

  不可思议的是,《报告》的作者是正规专家,但他们不采用法律手段,而使用文学手法试图向读者灌输;不采用证据来证明犯罪事实,而给读者造成一种印象,犯罪是有可能存在的。类比、夸张、比喻、理论推测是《报告》作者钟爱的手法,甚至出现一些常见、明显的逻辑错误。很难相信,如此知名的法学家竟然会犯这些低级错误。如,中国器官移植数量的增长与对法轮功的迫害的加剧是同步的,而这与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呈正相关,接着使用逻辑替代进行移花接木,很多迷信就是这么产生的,如巫师祈祷后恰好下了雨,就意味着雨是巫师祈祷来的……再看《报告》的三个主要标题《普遍争议》、《对器官移植的争议》、《对法轮功的争议》,真可谓司马之心,路人皆知。  

  可能大概也许看来可以推断等是《报告》作者惯用的句式。如,器官移植的急剧需求可能会引发这样的想法,既然可以摘取死刑犯的器官,最好在囚犯是否被判死刑的问题上不要深究”——岂知,可能引发、也可能不引发这样的想法,对此无须争论。  

  在《报告》的序言和第一章中,作者没有对中国是否存在强行摘取人体器官的情况作出回答,而是直接回答中国为什么要摘取人体器官的问题,似乎第一个问题已是被证实的事实。  

  《报告》第17页这样写道:中国在器官移植领域的开发充满暴力、腐败和迫害……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中国把器官移植领域的发展成就用于强行摘取法轮功信徒的器官,为爱因斯坦留给世人的教训增添了新内涵。我们已看到,本应该造福人类的现代科技却被用于制造罪恶,器官移植技术也不例外,对此,我们没必要大惊小怪。即使外行都能明白,作者刻意把结论置于论证之前,显然是为了给所发事件埋下伏笔、作好铺垫,以此麻痹读者,使他们对证据本身失去批判心理。  

  作者给出的证据也耐人寻味。可以说,《报告》的证据部分与指控风马牛不相及(如,中国器官移植手术增速居世界之首,人脑活摘报道等),难以令人信服(如,证人安妮说,在建筑工地的平房里关押着5000名囚犯)。当该从庞杂信息中得出结论的时候,作者又巧用文学手法替代法律方法,如:我们不得不通过一系列因素来判断这些指控证据的真伪。没有一个单独因素能够说明问题,但把他们放在一起就能构成完整的画面。但问题不在于所选片段是否能构成画面,而在于画面是否反映事实真相。  

  且看以下一段文字(引自《死亡情况》第24小节):截止20061022日,经我们确认身份的、遭迫害致死的法轮功习练者为3006人。我们可以断定,那些未收到死亡通知的家属,他们的亲人多半是器官活摘的牺牲品。未收到死亡通知的原因有二:一是习练者拒绝向当局交代自己的姓名;二是当局囚禁了习练者,对其家属封锁消息,死前未让家属见面……”  

  近年来,中国法轮功死亡人数有所增加,20091225大纪元《法轮功信息中心》栏目公布的数据为3341人,至201011月,乌克兰法轮功期刊《世界法轮大法》第22期公布的数据为3397人,也就是说,中国法轮功死亡人数在一年内增加了56人。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官方并不否认大量法轮功习练者死亡的情况,只是给出的死因不同:或因习练法轮功身体恶化致死、或拒医拒药致死或精神失常而自杀等。  

  在此不想讨论哪一种说法更为正确。重要的是,无论从哪个观点来看,至2006年法轮功死亡人数为3000左右,这个数据是可信的。同样重要的是两位法学家的结论。乔高、麦塔斯在2006年的调查报告中标注,3000名死亡者中仅有10%的人被器官活摘(300人),其余的90%均为常态死亡,因为他们的尸体是在没有任何外科伤痕的情况下移交给家属的。  

  再看证人安妮的证词,自2001年至2003年仅苏家屯死亡集中营就有2000多人死于器官活摘,而其医生朋友的暗中统计数字达4000人。证人匿名军医说,苏家屯只是中国36家集中营之一。乔高和麦塔斯还通过电话求证了确实存在集中营的”15个省市。新版《报告》提到,有41500例人体器官移植手术供体来源不明,两位作者推断其来源是饱受折磨的法轮功信徒。问题是,3002000400041500相差太大了。  

  也许有人会说,3000只是身份确定的死亡人数,而实际数量远不止这些,还有大量身份不明的死亡人数呢?这就引出了下一个问题:法轮功被中国禁止后,失踪信徒有多少?几乎所有法轮功网站、报纸、传单都在控诉中国迫害,并公布了遇害法轮功信徒数据:监狱场所500人,精神病院1000人,劳教场所20000多人,公安机关拘留100000人。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没有一家法轮功媒体对失踪信徒有多少的问题作出回答。  

  自称没有组织的法轮功在被取缔之前,在全国设有39个辅导总站、1900个辅导站、28000个练功点。如果中国有1亿法轮功信徒的话,意味着在每个城市甚至在每个乡村都有相互熟识的同修。当真要查明失踪人员下落的话,只要打电话问问:某人在不在家?不在家多久了?这种查证方式既不费事又不违法,何必要在监狱、精神病院、劳教场所那些地方煞费苦心呢。更何况,拘留、判刑、就医、劳教等人员的数据有现成的,而失踪人员数据却没有,但这个数据并非可有可无,因为给出的遇害者数据远比杀人事件数据少得多。由此可以得出结论,那些多出来的数据要么是失踪人员,要么根本不存在。  

  要搞清楚这件事一点也不难,不存在信息封锁问题,也不存在没人做的问题,大纪元法轮功迫害调查联盟中国人权观察组织等,只要他们需要,就可以打电话到信息封锁的中国,可与当地的人权卫士取得联系,也可从被关押人员亲属哪里了解情况,获取他们所需要的信息。  

  当然,在如此庞大的人群中对失踪人员作出精确统计是不可能的,数百万法轮功习练者,和无数平常人一样,有生病死亡的,有遭遇交通事故的,有遭罪犯遇害的,有失踪的,等等。但是,大纪元及其相关刊物传播的信息,总是缺乏有助于理解的重要事实和关键数据,而不利于法轮大法重要事实和关键数据则被统统抹掉,这样的情况已屡见不鲜了。  

  不过,乔高和麦塔斯却采用了一个超乎想象的数字:旅居澳大利亚的华裔女作家JenniferZeng(原北京人)说,成千上万的法轮功习练者来北京上访,要求恢复练功、认可法轮功。至20014月底,在北京逮捕了830000个身份不明的人。这个数字如此离谱,连亲法轮功的媒体都不好意思引用。  

  我不想问,曾作家从何得来的这个数字,也许她曾在北京监狱写过狱警报告。不妨简单计算一下,就可以得出结论。假如自1999年法轮功被取缔至2001年两年内逮捕人数为830000人,那么,平均每天就有1000多人进京上访。19994月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有1000015000人(乔高和麦塔斯的数据)。然而,法轮功播放的录像带中,警察在天安门抓捕的练功人员却只有几个,他们还是专门从国外来闹事的,企图让中国卷入国际纠纷。  

  假如没有指明北京的话,难以对此数据进行验证。然而,北京早就不是一个封闭的城市了,各大外国媒体记者在那里工作,成千上万的外国人去那里旅游度假。可以问问他们,在1999年至2001年期间,中国首都是否每天都有上千人的抗议活动以及大规模的抓捕行动?如果回答没有,那么,在北京逮捕83000则是作家丰富想象的结果和体现。  

  还有另一种说法:中国有可能在悄悄地从事人体器官(包括囚犯的器官)研究,那么,巨大的死亡数据不就可以得到验证了吗?关于受迫害者数据前面已提过,现在不妨再仔细探究一番。最大的数字是被关押人数100000。所谓关押,是指警方对抓获人员的临时性安置,以待下一步处理,或起诉判刑,或罚款放人,或训诫教育。  

  关押有时限,不能无故拖延。被拘留的法轮功人员大多是在1999年和2000年,大多是“4·25”天安门事件、新闻媒体围攻事件的参与者以及法轮功被取缔后仍公开练功的人员。按法轮功信徒总数1亿、被关押人数为10万来计算,那么受迫害者的比例仅占总数的千分之一。  

  恕我直言,法轮功称之为种族灭绝的大规模迫害荒唐至极,人体器官活摘之说根本经不起验证。就拿被关押的10万人来说,他们中绝大多数被关几天后就被释放了,不可能是器官移植供体的基本来源。再看其余部分,据2002年《法轮大法信息中心》资料,被处劳教3年的法轮功人员共有2万人,到2010年,那些于1999年、2000年被劳教的人员如无再犯,早就获得自由了。假如那2万人在3年劳教期满后没有回家,那些盯着中国人权不放的国际维权组织自然会把这个消息公之于众的。何况,即便在信息封锁的中国,2万人也不可能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最后剩下的,1000人是练功前就住精神病院的,500人是长期服刑的(最长达20年),主要是法轮功头目和非法群体事件的组织者。就算这1500人全被活摘的话,与苏家屯医院2年内器官活摘手术2000例相比,仍相差甚远。  

  尊敬的法轮功习练者!可以想象,有凶器被销毁或被藏匿的犯罪,有把被害人抛尸灭迹的犯罪,也有找不到人证、物证的犯罪,但是,没有被害人的犯罪不存在,绝对不存在!  

 

    

    第八章:“活摘器官”?数字游戏罢了

  乌克兰《世界法轮大法》报(发行量8万份,免费发送)第22期登载了一个令读者触目惊心的报道:据国际律师大卫·乔高和大卫·麦塔斯的评估,自2001年至2006年至少有41500名法轮功信徒成为器官移植的牺牲品。如果一名读者习惯于首先思考和分析,必定会对此产生反感,面对这样信息必然会产生疑问:爆料出自何处?两位国际大法官从何获得这些秘密犯罪数据,怎么没有人证和物证?我带着满脑子的疑问打开了新版《调查报告》。  

  作者在《报告》中写道,中国近期的器官供体和器官移植手术数量是不公开的,有时公布的资料也是早些年的。  

  《报告》又说:根据官方的公开数据,1999年之前,中国器官移植手术约有3万例, 19941999年的6年间约有18500例。中国器官移植学会副会长石炳毅教授称,2005年,中国器官移植手术共计约9万例。这意味着自法轮功受迫害以来,从20002005年这6年期间,中国器官移植手术达6万例。可以假设,1994年至19996年间18500例手术的器官供体来源是确定的,2000年至2006年器官供提数量与前5年相同,那么,20002005年有41500例手术的器官供体来源无法解释。这41500例手术的器官供体从何而来?摘取法轮功信徒器官的说法为这个问题提供了答案。当然,这种数字上的差异并不能证明摘取法轮功信徒器官的说法就是可信的。 

  由此可见,18500例是早期的数据,却被机械地算作后5年的数据,而9万这个数字并非官方数据,因为上文提到,官方数据是保密的。  

  可以假设开始,到不能证明结束,这些数字完全是作者通过理论计算得出的理论数据,然而,《世界法轮大法》报却把它们变成了确切数据,并冠以国际律师确定的权威数据。  

  有趣的是,两位律师本人,为了维护自己的职业名誉,他们本应该严肃对待自己的言词,但是却在《报告》的每一页中声明,他们收集的信息以及相关思考不能作为证据  

  我们不得不研究大量因素……没有一个单独因素能够说明问题,但把它们放在一起就构成了完整的画面。我们研究的许多证据本身并不构成指控的铁证,但如果缺失这些证据,很可能遭致驳斥。将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尤其是在因素众多的情况下,我们的说法就会显得真实可信。 

  显得真实可信”——这就是乔高和麦塔斯工作的成果。  

  然而,大纪元世界法轮大法等法轮功媒体记者看到《报告》后却激动得如获至宝,并郑重其事地宣告:麦塔斯和乔高已证实了! 

 

  

    第九章:下流的电话调查成为种族灭绝的证据

  《大纪元》2010427日刊文《急需器官捐献》,文中称:乔高、麦塔斯的电话访谈者之一、民族医院的 卢国平 教授在电视上声明,他曾在电话中回答过那些问题,但他的话在《报告》中被曲解了。不要天真地认为,法轮功的喉舌会无端引用 教授的辩驳,但是,该事实本身说明,《大纪元》也承认并非所有的“电话证据”都是清晰明确的。我们假设,法轮功网站公开的所有信息、所有证人证言、《报告》的所有资料都是真实的,那么有很多不可思议的问题无法解释。首先,器官供体来源属于国家秘密,而在《报告》公开后,特别是大纪元刊载《苏家屯集中营的见证》后,调查者再打电话询问此事时,那些公安、法院、医院的公职人员还会愿意在电话中和陌生人讨论此类问题?难道他们一点保密意识都没有?其次,如果按照法轮功信徒的逻辑,秘密活摘器官确实存在的话,那么管理部门从中吸取教训、对那些泄密的工作人员严加管理也是情理之中的事,而且还会告诫其他公安人员、执法机关人员务必严格保密。泄露国家秘密、使国家卷入国际丑闻可不是闹着玩的!据两位作者提供的证据,第一个《报告》引起了中国的疯狂举动,中国很多医学网站公开信息经他们引用后均被删除了。而那些从事器官移植的医生和公安官员却对所发生的事件却浑然不知,当再次接到调查器官移植的电话时,居然没有吸取一点教训,居然一点都没有想到“又是这些加拿大人!”居然还照旧回答!由此至少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其一,他们对这些调查电话并不在意,说明接听类似的电话对他们来说已习以为常,进而说明有相当多的患者向医院和法院打电话询问器官移植之事,因为他们急需做器官移植手术。这就意味着,这个天大的“秘密”不光医务人员和警察知道,还有很多感兴趣的人士知道,那么,乔高和麦塔斯所揭开的秘密,其实根本算不上秘密。  

  其二,医务人员和司法工作者必须严守国家秘密,是指他们必须严守行业秘密,而无须保守“杀害法轮功信徒”的秘密,这难道不荒唐吗?器官供体来源在中国属于国家秘密,即使器官供体是自愿捐献的被枪决的死刑犯,也须保密。然而,他们对老百姓掌握相关信息不仅没有感到大惊小怪,连他们自己被问及相关问题的时候也没有丝毫疑虑,并且能够直言相告,承认活摘法轮功器官的可能性,说明他们不认为这是秘密,既不是国家秘密,也不是犯罪秘密。在此不禁要问:既然中国人能与陌生人在电话中津津乐道地讨论的事情,能算哪门子“灭绝种族”的罪行?而那些外国人权卫士难道找不出多少可以说得过去的证据吗?  

  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主治医生于2006315日在电话中称,当年他们那里有十多个“肾移植”,他根本没有提到“法轮功习练者”,但两位作者却把他的话作为“证词”。按他们的逻辑可以认为,这是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习练者的器官活摘证据。更新版《报告》第52页两位作者写道,经先前调查,2005年中国共进行了10000例肾移植手术,而东方器官移植中心所做的此类手术并非最少的,2005年一年中就有600多例。试对照:从通话时间2006315日来看,“当年”实指3个半月,期间只有10多例“肾移植”,2006年的数字与2005年相比实在太小了。而乔高和麦塔斯提出的不明器官供体为45000例,并宣称,只要活摘法轮功习练者器官的说法得到证实,就能“对此问题作出回答”。但是,他们没有给出答案!计算如此简单,算出来的数字又如此之小,无论如何都填补不了45000例不明器官供体的“空白”。  

  也许其他地方情况会有所不同?且看另一个电话调查的地方黑龙江省密山市拘留中心。该所官员称,自愿捐献器官的法轮功人员可能“有七、八个,现在至少有五、六个”。这样的数字与“灭绝种族”一个亿来说,太微不足道了……而调查电话打到广州军区医院时,得到的回答却是“我们这里几乎没有法轮功人员的肾脏供体”。而在南宁市民族医院的电话调查结果是根本没有“那样”的情况。乔高和麦塔斯的助手们电话调查出乎预期,没有得到任何大一点的数据。  

  从公布的调查速记片段来看,省略、遗漏、歧义的地方太多,很难形成正确的印象。如,问:“有法轮功人员的器官吗?我听说,他们的器官很好的”;医生答:“我们这里所有的器官都是的”(上海中山医院)。“都是的”可以指“都是好的”,也可以指“都是法轮功人员的”,不妨猜一猜,医生的意思是什么。而“犯罪调查者们”的意思又是什么?另须关注的一点是,“电话调查”得到的数据与“证人”提供的“成千上万名医院和监狱场所囚犯的器官供体”数据相差甚远。  

  试问,匿名军医所说的吉林省九台劳教所关押的14千名法轮功习练者究竟在哪里?代号为672-S劳教所关押的12万人又在哪里了?还有黑龙江省关押的法轮功呢?(据大纪元公布,黑龙江是关押法轮功人数最多的三省之一,见大纪元刊文《苏家屯只是中国36个关押法轮功的集中营之一》)我们记得,辽宁省人民法院在电话调查中称,有可能捐献肾脏的法轮功习练者最多78个,而据大纪元证人证言,辽宁省苏家屯在2001年每天活摘器官的情形就像屠宰流水线一样。莫非他们在辽宁省最后一次见到的“如流水线般”的器官活摘是在5年前?莫非现在的苏家屯已改为吞噬器官了?  

  不过,那些电话调查者们对手中的“证据”已喜出望外,根本顾不上相差十万八千里的数据是否能对得上、拍得拢!那些加拿大助手们在电话调查时竟然没有一个人问一问中国医生、法官和狱警,这些人怎么成为器官捐献者的?对于他们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早已是现成的了。  

  如果法轮功信徒有一亿(这是个有争议的数字,但我已承诺相信法轮功信徒的话),大约占中国总人口的5%。自然,这部分人中也有形形色色的人,其中包括被判处死刑的罪犯。即使相信法轮功教人修“真善忍”,而认为一亿人中没有一个坏人的想法是十分幼稚的。况且,在中国可判枪决的不光是杀人犯、叛国者,还有按欧洲标准是“无辜”的罪犯,如腐败分子、受贿行贿者、毒贩、逃税分子等。在中国法轮功习练者有作为器官移植供体的可能,但截至目前,作为器官供体的法轮功人员寥寥无几,而且他们是因刑事犯罪在狱中等待枪决。根本不存在死亡集中营,也不存在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器官移植供体,电话调查恰恰证实了这一点。  

  遗憾的是,拨打电话的助手们早已被魔术般的惊人证据洗脑,已对中国的“兽行”先入为主,因此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要提这个最重要的问题。被牵着鼻子走的还有两位大律师,在研究记录的过程中,他们居然没有看出这个一目了然的答案。  

  可想而知,当民族医院的 教授和他的同事们得知,他们的话被曲解并导致失之千里的结论时,他们会有怎样的心情……在此只能提个建议,对两位尊敬的律师和他们的助手最好使用医学术语,而且还要用中国方言说……  

 


    第十章:再谈证人

  2006520日,大卫·乔高在美国采访了一位据说曾在苏家屯医院工作的妇女(化名安妮)。该采访成为调查报告的有力证据之一。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第一个报告和更新版报告中,麦塔斯和乔高采用了三个广为人知的证据,指控苏家屯活体采摘法轮功成员器官,但是公开作证的证人只有一个。究其原因,是那些出于保密需要的证人害怕面对加拿大人权卫士呢,还是人权卫士本人以这种方式默认他们的证词呢?  

  请看这个公开证人的证词,她的话就像毛泽东语录那样,被反复引用。  

  安妮:“20017月有很多人在医院统计科和后勤保障科工作,有人把采购发票拿给我,我发现发票上的食品供应量剧增,据说是负责后勤保障的人把大量食物送到关押法轮功习练者的地方。有几个同事还跟我讲了医疗设备的情况,从发票上看,医疗设备采购量也在剧增。 

  乔高:您估计(从您看到的发票),食品供应增加了多少?那里有多少人? 

  安妮:负责采购并向被关押法轮功人员提供食品的负责人对我说,那里大约有50006000名法轮功人员。 

  请注意这么个情节:证人手中拿着文件,有人问她文件中的数据,她不直接回答,却称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显然亲眼看到的信息远比听来的可靠。对这种行为我只能这么解释:此人害怕其谎言会被人戳穿,因此预先准备好了退路,万一有什么不对,就说那是别人跟我说的,责任由供应食品的大叔承担。尊敬的法轮功习练者,如果你们有别的解释,我也很想听听。  

  乔高:对了,集中关押法轮功信徒的地方是地下室吗? 

  安妮:在医院后面的几幢平房里,看起来像建筑工人住的地方。几个月后,食品供应和其他物品供应量逐渐减少,当时有人猜想,被关押人员也许已被转移到了地下室。 

  2006320日《大纪元》刊载的采访中安妮说的一幢平房,至520日却变成了几幢平房。  

  乔高:一共有5000人吗? 

  安妮:不到了,医院里还有法轮功信徒,但越来越少了。至2003年我才知道,他们(法轮功信徒)被转移到了地下室和其他医院去了,因为我们医院容纳不了那么多人。 

  是啊,不要说一幢房子,就算几幢房子也容纳不了5000人吶!  

  乔高: “你前夫摘取了这些人的眼角膜后,再把他们怎么样呢? 

  安妮:再把他们安置到其他房间,准备摘取心脏、肝脏、肾脏等器官。他和其他医生一起手术的时候才听说,那些人是法轮功信徒,他们的器官被摘除时人还活着。先摘取眼角膜,再摘取其他器官。 

  乔高:也就是说,不同的器官摘取手术在不同的地方进行? 

  安妮:是的,起初怕泄密,不同的器官摘取手术安排不同的外科医生在不同的地方进行。一段时间以后,医生们才被安排在一起做手术。 

  请注意:为了谋杀一个人,竟然要在多个手术室给他做多起手术!如此器官活摘之说何等荒唐!  

  等摘除他们的肾脏、肝脏等器官后,再剥他们的皮,最后把他们的尸体投进焚尸炉。安妮先前的说法,他们的皮被剥掉了,而他们的金表、戒指、项链等贵重物品却留了下来,是焚尸工从尸体上取下来的……  

  且看曾任加拿大国会议员、检察官、拥有国际大律师头衔的大卫·乔高从何等荒唐的证词中又得出了何等荒谬的结论:我们认为,她前夫对她说的事不是无稽之谈,是可信的。对此我已无语,不作评论也罢。  

 

    

   第十一章:非同寻常的例证

  在更新版《报告》附录中,两位作者附了几个案例,作为未经家属同意摘取死刑犯器官的例证,其中一个案例还有附有几张死尸照片。《报告》称,这些信息是由法轮功信徒提供的。  

  案例二讲的是一位妇女死于拘留所的情形。显然,在拘留所的每一起死亡案例都少不了穿警察制服的角色。假如事情发生在乌克兰,我又恰好从事警务新闻报道,肯定会对被关押而死于自然原因的同胞说好话。但是,中国是一个我从未去过的友好国家,我不能对她无端指责。更何况,上述案例指控的不仅仅是中国警察的无法无天,而是中国犯有活摘器官这样的弥天大罪。我认为人云亦云是不对的。《报告》作者言之凿凿地写道:在该妇女的家属来拘留所之前,她的内脏器官已被摘除,她的尸体已被送往火葬场。 

  两位作者,难道你们对自己的败笔一点都不害臊吗?既然在家属来之前,尸体已被送往火葬场,那么,他们从何得知亲人的器官已被摘除?难道恶棍警察为达到进一步施虐目的会亲口告诉他们关于活摘器官的秘密吗?显然是不可能的,而这再次证明了一点,那就是活摘器官之事根本没有人见过。  

  最有趣的是案例一和三,这两个案例首次公开于《报告》的证据部分,附有几张留有手术切口痕迹的尸体照片,作者的关注点是这些切口,是典型的尸检切口,他们坚持认为这是器官移植手术的证据:我们认为,器官其实是可以在尸体解剖过程中被摘除的,这也是死亡原因的最好解释。况且,正如照片上看到的那样,尸体解剖后还有缝合。除中国以外,尸检(器官捐赠除外)多半被认为是摘除死尸器官的必要步骤,就像验血是保健的必要环节一样。不妨假设,对被折磨致死的法轮功信徒进行解剖以确定其死亡原因,这与我们所了解的迫害是不相符的。只有在死亡原因不明的情况下才需要进行尸检。而王斌的死因在其器官被摘除之前就已明确。假设对已被折磨致死的王斌再做尸检以确定其死因,这是不可信的。 

  其一,两位尊敬的大律师又犯了以未证求证未证的错误,其逻辑链为:既已施行酷刑,就无须尸检,而做尸检就是为了摘取死者器官。但是,假如没有施行酷刑呢?假如该男子是在劳教所被其他劳教人员殴打致死的,尸检是为了调查取证呢?  

  其二,再谈酷刑问题,关于活摘器官之说还有其他见证,且被大纪元频频登载。给两位大律师提供信息的法轮功信徒为了追求效果,把两个互相矛盾的恐怖情节捏到了一起。确实,世上不乏恶棍警察和医生杀手,但是,具体涉及到器官移植问题,这两类歹徒未必能捏凑到一起,因为医生对于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器官捐赠者完全无能为力。上述案例中描述的受迫害者,经严刑拷打后已濒临死亡,其内脏器官却完好无损,仍能作为器官移植的供体,这难道不可疑荒唐吗?只有真正在拘留所惨遭毒手、而不是臆想受虐的人才真正知道,严刑拷打对肾脏的伤害程度。  

  其三,案例一和三还描述了摘取法轮功习练者人脑的情节。尊敬的法轮功习练者,你们可知道,人脑是不能移植的!在这一点上,那些专写专制中国恐怖题材的作者们只能抱憾终身了……  

 

    

第十二章:因质疑法轮功,我频遭恶意起诉

  当法轮大法的证据受到质疑,法轮功信徒往往会这样说:虽然我们没有去过中国,拿不出铁证,但是,现有的证据足以给世人敲响警钟。我们在掌握现有信息的基础上表达对中国人命运的关切,至于证实和调查不是我们的事情。这就是他们的逻辑!而某些社会组织和社会活动家、人权卫士和新闻记者也正是按照这种逻辑开展工作的。没有人期望他们能够收集到国家调查机构和情报部门才能搞到的情报信息,他们的任务是掀起浪头,引起社会和国家对现有问题的关注,进而对现有问题进行调查。  

  他们在获取信息、证实信息和运用信息的方法上别有一套。社会组织的文件和独立专家的意见充其量只能成为开展调查的理由或作为国家机构制定政策和立法机构采取新立法的参考。正因为如此,撰写独立调查报告的作者享有很大的自由空间,他们不比检察官和法官,在写鉴定之前必须书面保证,若提供伪证,必承担法律责任  

  我对大量法轮功信息进行深入分析的目的是想对其真实性作出有理有据的结论,为此,着重针对《大纪元》、《世界法轮大法》的作者和出版商存在的严重逻辑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没有料到,我因此而频遭起诉。我的本意是想给读者和法轮功习练者指出,法轮功的说法明显不符逻辑、自相矛盾。每个公民都可以对各种社会现象表达自己的意见,哪怕是错误意见。再次申明,对于社会人士、新闻工作者、维权人士来说,他们的犯错权利和犯错范围是相对宽泛的,难不成,国家公职人员还会对他们的错误小题大做?  

  当然,如果民主国家的权利机构能倾听社会组织、公民和媒体的意见,这是令人鼓舞的事情。但是,当公开刊物中充斥着也许可以推测这样的论据,而法庭居然以此作为证据并签发对独立国家政治家的国际通缉令;当肮脏无知的匿名作者大行其道,却对自己所写内容的逻辑关系毫不在意,我认为,令人堪忧的实在太多,而不只是关切中国人权问题……  

 

 

  第十三章:法轮功不是宗教

  法轮功的出版物几乎每期都在鼓噪:法轮功不是宗教,更不是邪教;中国政府以及《中国青年科技》杂志指责法轮功修炼愚昧无知和反科学迷信是大错特错的;上千名中国法轮功习练者因发疯而接受精神治疗是毫无根据的,他们是因受到那个专制国家的严厉惩罚才真正发疯的。  

  出于对法轮功所谓的血腥迫害的分析需要,我会引用李洪志的一些说法,但不想对李洪志的理论进行剖析,原因有二:首先,人人都可以有自己的信仰,哪怕是错误的,只要不是迫害的借口;其次,对李洪志理论的剖析文章,有专家比我写得好,如莫斯科大学中文系毕业的中文专家亚历山大·潘克拉托夫写的文章《法轮转向何处?》。坦诚地说,此文唯一不足的是情感太强烈,也可以说富有表现力,但这也是通晓中国文化的人对《转法轮》强烈反应的真实写照。  

  至于说迫害和人权问题,我们首先感兴趣的是,李洪志对法轮功信徒施加心理影响的方法有多少是有根据的?  

  且看李洪志大师的大作《转法轮》中的《附体》章节。我们讲练功要专一,真正的圆满要专一。你别看有些气功师都写出书来了,我告诉你那书中啥都有,和他练的东西一样,它是蛇,它是狐狸,它是黄鼠狼。你看那些书,这些东西就从字里往外跳。我讲了,假气功师的数量比真气功师多出许多倍来。 

  再看《开光》章节:我第一次去贵州传功的时候,正在办班,有一个人来找我,说他师爷要见我,他师爷是某某,修炼圆满已经好多好多年了。我一看这个人带的阴气,很不好,脸蜡黄的。过去明朝有个修道的人,修道时就有蛇附体,后来这个修道的人没修成就死了,这个蛇占有了修道人的身体,就修出人形来了。那师爷就是那条蛇修成的人形。因为他本性不改,又化成一条大蛇跟我捣乱。我一看也太不像话了,我就把它抓到手里,用了非常强大的一种功,叫做化功,把它下半身化掉了,化成水了,他上半身跑回去了。有一天,我们贵州辅导站站长被他的徒孙找去了,说他师爷要见她。站长去了,一进洞,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见,只看见一个黑影坐在那里,眼睛放着绿光,一睁开眼洞就亮,一合上眼洞就黑黑的。 

  另一个可以表明法轮功不是宗教的细节。我费功夫做了一番统计:传播真善忍的李大师之大作共有300多页,书中针对自己的对手使用练邪法邪教徒邪功等此类术语共27次。当然,他是大智大慧的大师,怎么说都可以,我们不必计较。但是,当以他为师的孩子们看到了那些神奇画面的时候,该当如何呢?且看法轮功网站登载的文章:一个叫阳阳的男孩看到了恶魔并与之作斗争。他的奶奶迫于当局的压力脱离了法轮功。当他走进奶奶屋子的时候,看到无数恶魔缠绕着她。为了试着救出奶奶,让她去掉怕心,阳阳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他请求妈妈,帮他写法正人间,邪恶自灭,写满9张纸。之后,阳阳悄悄地把这些纸贴到奶奶的屋子里。顿时,整个屋子和金光闪闪的纸条上都出现了师父神奇的法身和无数护法神,所有恶魔一下消失得无影无踪。从那以后,外婆不再诅咒大法了。小阳阳还提醒妈妈说,谁对大法产生丝毫的怀疑,凶猛的恶魔就会附上谁的身,这样就很难摆脱恶魔,就不会有醒悟的机会了。  

  此类案例在法轮功网站上比比皆是。  

  尊敬的法轮功习练者,你们不必把世界各种宗教和古代圣人(虽然也使用驱鬼术)拉扯上,因为法轮功不是宗教,而是以驱鬼著称的异类。须声明的是,我引用的材料选自李大师的著作。请你们再反复看一看贵州辅导站站长所见的那一幕,再仔细想一想,你们离她的修炼层次还有多远。  

  尊敬的法轮功习练者,既然你们在看对立面的书籍的时候,可以看到蛇、黄鼠狼等从书里跳出来,还需要说明,明明是仅有300张床位的苏家屯医院,你们看见的却是关押6000人的集中营,人们会相信你们吗?这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吗?!  

 

第十四章:《参天的酸果蔓树冠下的法轮功》结语(图)

  尊敬的法轮功习练者!当我在本市《公民报》工作的时候,你们的乌克兰大纪元网指责编辑部和我,称我们对法轮功活动的曝光是中国政府观点的代言。请注意一点,我引用的材料不是中国政府的文件,而是你们的材料,是你们亲手交给我的文件和证据。你们所造的声势远远盖过北京外交官愤怒的声调,正如《福音》中所说:用你自己的话为你开脱,用你自己的话为你定罪。 

  尊敬的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法轮大法习练者,尊敬的谢尔盖、拉里萨和柳德米拉!我和你们打交道已不止一个年头了。你们都是心地善良、富有同情心的好人。正因为如此,意识形态攻击、黑色公关、虚假报道、政治抹黑等做法你们不在行,自然做得很糟糕。要明白,这些肮脏勾当不应该出自你们之手。  

  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的办公桌里有两份材料,是两封来信。第一封是一位小伙子的父母写的,小伙子在本市一家区警察分局受到了刑讯逼供,在报社的干预下,那些参与此事的警察,包括区警察分局领导,均被开除。  

  第二封是一位警督写来的感谢信,那些被开除的是他的下属。我写文章给他抹黑,他却来信感谢我,表示,多亏我的帮助,他才得以赶走自己部门中的流氓败类。与此同时,那些敢于批评你们的记者和学者,却被《世界法轮大法》报指责为诋毁法轮功、效劳北京,受到指责的还有契巴年科和佩图霍夫,他们因不相信你们的说法,亲自去中国进行了实地考察。此后没有人再把你们满天乱抛的指责当回事了,对此你们感到意外吗?  

  这是一个事关良知的问题,你们不妨扪心自问。提到那个在区警察分局受到刑讯逼供的小伙子,我倒有个想法,如果你们真的想同当今的酷刑、镇压以及破坏人权的现象作斗争,不一定非得在遥远的中国寻找目标,在我们的家乡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也有很多人需要你们的帮助,他们没钱聘请收费律师。你们的组织列出了一张中国反对法轮功的5万人黑名单(!)并向全世界的外国法庭起诉他们,你们还自诩有许多优秀的国际大律师同你们合作。在此只希望你们够能利用九牛一毛的资源去帮助那些不识字的退休老太太写个申诉……  

 

   附录:法轮功发动信息战的重要事件

  2001年,国际法轮功组织及其媒体大纪元开始炒作中国屠杀法轮功信徒  

  200639日,大纪元推出见证苏家屯秘密集中营活摘器官的第一个匿名证人,此后化名皮特,曾是中共内部情报人员。最初的版本是,苏家屯集中营秘密关押6000人,都是从大北监狱和马三家劳教所送来的。对苏家屯集中营的描述为:这个秘密集中营铁门紧闭,砖砌围墙上架设通电铁丝网,高达3米,无法爬上去,从外面看不到里边的情况,附近的人们都不知道这里面在干什么。该秘密监集中营内设焚尸炉’”  

  2006311日,澳大利亚大纪元编辑部在悉尼举办《九评共产党》论坛。参加该活动的记者们坚持要搞清楚,为什么除了大纪元以外,没有任何一家媒体确认关于苏家屯集中营的信息。论坛组织者回答说:只有大纪元对此作出报道,是因为只有大纪元才能对中国发生的一切作出客观公正的报道  

  2006323日,新推出一名女证人,化名安妮,据说1999年至2004年期间曾在苏家屯医院工作。按她的说法,法轮功习练者被关押在一栋带有地下室,但没人知道的平房里,这栋平房已于2003年被拆除。  

  2006328日,大纪元报道,一名曾经是苏家屯血栓病医疗中心的工作人员(匿名)在接受采访时称,苏家屯集中营是苏家屯医院的一部分。他说:2001年起,该集中营关押了近6000名法轮功习练者,没有人可以从这里活着出去。报道证实了苏家屯对关押者进行肾脏,肝脏等器官摘取以及骨髓抽取的说法,还修正了某些说法,先前提到的火葬场被改建成了锅炉。至于说,一个关押6000人的秘密集中营怎么会变成一个容纳300个床位的公立诊所的一部分,那个紧闭的铁门、高达3米并架有通电铁丝网的围墙具体地点在哪里,则只字未提。而且,大纪元的任何报道以及此后推出的证人皮特对上述细节均未有片言只语,连老军医也没有在大纪元的报道中再露过脸。就在328日当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对上述指控予以驳斥并邀请中外媒体和人士到苏家屯区实地考察。  

  2006331日,大纪元刊登了对一名沈阳退役军医的采访报道,此人指证,至2005年初苏家屯确实关押过约10000人,后逐渐减少至600—750人,大量囚犯被转移至其他集中营。他还表示,去苏家屯考察是徒劳,因为那里一下转移几千人不费吹灰之力。 

  200644日,法轮大法协会和明慧网成立了赴中国大陆全面调查法轮功受迫害真相委员会”(简称调查真相委员会”),并于当天发布《紧急通知》,称苏家屯集中营的被关押人员已转移,不知去向。  

  2006414日,美国驻沈阳领事馆总领事和驻华使馆官员等人突然造访苏家屯血栓病中西医结合医疗中心,进行了约1小时的参观访问。此后,美国驻华使馆一名女发言人表示:根据我们目前了解的情况,这家医院的功能就是一家普通公立医院。  

  2006417日,华盛顿全国新闻俱乐部举办新闻发布会,证人安妮公开作证,称没有一个法轮功习练者可以从那里活着出去,那里数千名法轮功习练者的肾、眼角膜被摘取后再被剥皮,最后被焚尸灭迹。目前,苏家屯关押的法轮功习练者已不多了,但我觉得,那里的犯罪还在继续。她还爆料称,法轮功习练者的尸体被医生用作试验品。  

  2006420日,在美国总统布什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会见之时,证人安妮皮特到华盛顿参加了集会。皮特情报人员摇身变成普通记者,称中国专制可以把活生生的证人赶走,又能把苏家屯发生的一切消踪灭迹,对此大感震撼。中共再次欺骗了国际社会和媒体。他还对自己以前的证词补充了新的细节,称死囚的头发用于制作假发,人皮和脂肪被出售,他第一个指控苏家屯为地下集中营安妮重复称,自2001年起法轮功习练者被押到苏家屯医院,现在那里还关押着部分法轮功习练者,他们不会被消尸灭迹了。与此同时,美国外交官代表第二次去苏家屯参观,但未能找到活摘器官的证据。  

  200671日,中国实施《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暂行规定》,对器官移植严格规范和严格监管。  

  20067月,大纪元以及其他亲法轮功组织掀起一场新的宣传浪潮。两个大卫炮制了《关于中国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报告》,大卫·麦塔斯,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乔高,曾任加拿大国会议员检察官。  

  2007131日,又发布《报告》修订版。  

  2007522日,一名姓朝鲜族男子(华人,在首尔等待加入韩国国籍)指证,他熟识的苏家屯医院姓医生活摘法轮功信徒器官,自称是苏家屯人,对那里的情况知根知底,却说不出任何一个具体细节。法轮功调查真相委员会机构徒有虚名,其工作华而不实,历经几年也没有找到其他证人证据。  

  20071213日,基辅人权卫士弗拉基米尔·佩图霍夫和瓦列里·契巴年科赴苏家屯实地考察。他们的考察结果与先前美国外交官和中外记者的考察结论完全一致。  

  20091211日,俄文大纪元爆料,被关押人员可能被转移到日本关东军二战时废弃的地下储存库,显然,这些材料是从早先的英文文章翻译过来的。这段时间,俄罗斯、乌克兰大纪元以及法轮功的其他网站连续登载三年前的资料,有关架设通电铁丝网围墙的地下集中营的英译俄文章。  

  *《世界法轮大法》称,5000人的黑名单列入了直接参与血腥迫害的司法人员。可以确定的是,在非组织的法轮功网站上列出的黑名单中,除了党政领导、干部以外,还有气功师、神职人员、批评法轮功的学者、文化活动家、记者等,此外,还有15000个组织,其中包括中国佛教协会和中国伊斯兰教协会。  

 

(责任编辑:孙鹏)

反邪教网站
重点新闻网站
国家机关网站
京ICP备17053351号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4465号